1955年授衔，作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的贺诚却没有被授衔，也没有被授勋，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特别是在全军高级干部中反响最激烈。 当时他是总后勤部的副部长，还兼着卫生部长。按理说，这位置，这资历，授个中将是板上钉钉的。可偏偏，名单上没有他，勋章也没他的份儿。这事儿在当时可炸了锅，尤其是在那些刚授了衔的高级将领里，议论声就没停过。 很多人可能会问，贺诚是谁？他没带兵打过仗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？=贺诚这个人，在人民军队里，是个传奇，一个另类的传奇。他手里的不是枪，是手术刀；他攻克的不是山头，是病魔。 他是军队卫生事业的“老祖宗”，早在中央苏区那会儿，他就已经是军委的总卫生部长了。当时红军啥都缺，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。贺诚说，咱们自己干！于是，他愣是白手起家，搞出了红军第一个军医学校，第一个卫生材料厂。在那个连盐都得拿命换的年代，能自己生产纱布、酒精，培养出自己的医生，这是多大的功劳？ 长征路上，多少将士是贺诚和他带领的医疗队从鬼门关拉回来的？毫不夸张地说，贺诚在战场上救活的人，比有些将军在战场上消灭的敌人还要多。解放战争打东北，林彪的部队能势如破竹，背后完善的战地医疗体系，也是贺诚一手建立起来的。他就是全军将士的“定心丸”，是大家口中的“红色医帅”。 这么一位功比天高的“医帅”，怎么就在授衔这节骨眼上“掉链子”了呢？ 这事儿得从1953年说起，当时，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暴突然刮向了卫生系统。贺诚提交了一份关于医院工作的报告，结果被扣上了一顶“资产阶级医院作风”的大帽子。紧接着，又有人说他“压制中医”。 “压制中医”可是个敏感话题，中西医结合是国策。但在那个年代，西医出身的贺诚想推动医疗正规化、科学化，和当时的一些观念产生了碰撞。说白了，就是改革总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。这些指控，后来查明大多不实，甚至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，没人深究，贺诚的卫生部领导职务就这么被撤了，人也被打发去党校“学习”了。 所以1955年授衔的时候，贺诚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——他没有实际的领导职务。按照规定，这种情况是暂不授衔的。于是，一位从井冈山时期就为军队卫生事业操劳的元老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将星从自己肩头溜走了。 消息一传开，全军上下，尤其是高级干部圈子里，简直是平地一声雷。大家私下里都在议论，都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公道。这些元帅将军，哪个没受过伤？哪个没见识过战争的残酷？他们最清楚，一个好医生、一个强大的后勤卫生系统，对一支军队意味着什么。那是第二条命啊！ 许多将军都觉得，不能因为一时的政治风波，就抹杀掉贺诚几十年的功绩。甚至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，希望重新考虑贺诚的授衔问题。这种为一个“文职”干部集体发声的情况，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，可见贺诚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。 评价一个人的功过，到底应该看一时的得失，还是看他一生的奉献？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，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也可能会因为执行中的偏差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。贺诚的经历，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与纠结。 好在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。中央听到了这些声音，也重新审视了贺诚的问题。经过深入调查，大家发现，当年扣在贺诚头上的那些帽子，确实是冤枉他了。 1958年，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为贺诚补授中将军衔，并且补发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！ 迟到了三年的荣耀，终于还是来了。在补授仪式上，当贺诚从领导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勋章和命令状时，这位见惯了生死的硬汉，眼眶湿润了。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，更是党和军队对他毕生事业的最高肯定。 授衔风波过后，贺诚没有丝毫怨言，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。他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，在这个岗位上，他继续发光发热，推动了我国军事医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，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。 1992年，贺诚将军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在他的追悼会上，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，给了他一个最中肯的评价：“贺诚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，他以毕生精力献身于我党我军的医疗卫生事业，作出了宝贵贡献。”